“中国已成博士工厂？假的！”

这是《中国教育报》3月6日一篇报道的标题，这一说法来自全国政协委员、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。在3月5日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会上，张炜表示：“每隔一段时间，社会上就会出现‘中国博士研究生规模全球第一’‘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数量世界第一’的说法。这可不是夸我们，而是借此说我们‘虚胖’，只图脸面，只要数量不要质量。但是这个说法，却彻彻底底是个谣言！我们作为教育界的委员，有必要加以澄清。事实上，我国的博士不是太多了，而是太少了。说博士研究生教育是短板也不足为过。”

从2月的翟天临“学术不端”事件、“中科大博士生失联死亡”到3月的“博士工厂打假”，接二连三的热搜新闻，都指向一个群体：博士。

在我国，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属于凤毛麟角

博士乃至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公共热议话题，最早可以追溯到电视剧《围城》1990年热播的时候。这部改编自钱锺书同名小说的电视剧，展示民国知识分子群像，同时贡献了“克莱登大学”（克莱登大学由此成为“野鸡大学”的代名词）以及“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”（出自剧中的教育部视学先生）等说法。

《围城》主要凭借演员的颜值和表演来吸引观众——陈道明（饰演方鸿渐）的儒雅，英达的美国派头（饰演赵辛楣），葛优的笑点（饰演李梅亭），以及两大女主李媛媛（饰演苏文纨）、史兰芽（饰演唐晓芙）一套又一套的时髦衣着；至于钱锺书在原著中揭示的高级知识分子圈的种种套路，在剧中则被弱化了。

很多人要在之后读到《围城》原著并在对学术圈有了一定了解之后，才领悟到小说的妙处。比如，苏文纨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文学博士称号，主攻方向是中国现代诗研究。“学国文的人出洋‘深造’，听来有些滑稽。事实上，唯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。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、物理、哲学、心理、经济、法律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，早已洋气扑鼻；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，还需要外国招牌，方可维持地位。”

再比如，方鸿渐和韩学愈同样手握“克莱登大学博士”文凭（方鸿渐是花了40美元买的，韩学愈花了多少钱就不清楚了），方鸿渐深以为耻，不敢写在履历上，只能当个副教授；韩学愈则不仅有“博士”头衔，还有“著作散见美国《史学杂志》《星期六文学评论》等大刊物”（相当于今天的C刊）这一过硬条件加持，当上了历史系主任。然而，真相是：韩学愈的文字确实曾在这两本刊物上发表，但跟学术无关。他发表在《星期六文学评论》上的是一段广告：“中国青年，受高等教育，愿意帮助研究中国问题的人，取费低廉。”发表在《史学杂志》的则是一条资讯：“韩学愈君征求二十年前本刊，愿出让者请通信某处接洽。”

也难怪那时的人对以博士为代表的高知群体不甚了解。毕竟，在我国，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属于凤毛麟角：上世纪初到30年代，要读博只有留学一途，也唯有家境宽裕者负担得起（方鸿渐到欧洲留学的学费就是丈人提供的）。民国政府于1935年4月公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学位法典——《学位授予法》，采欧美通行的三级学位制——学士、硕士、博士。但随着抗战爆发，这一计划不得不延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教育部门一度采用苏联的学位制——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、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回忆道，他的老师周勋初先生那一辈，当时读的是“副博士学位”这种源于苏联的学位称谓。直到1980年2月我国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、1981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学位制度，并在1983年授予第一批博士学位，我国才有了国产博士。

“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，是时候停下来了吗？”

1983年5月23日，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，以新中国首位博士马中骐（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）为代表的18名博士拿到了学位证书。

据说，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后，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说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：“这么多博士怎么办？”许多人不明其意，全国才刚刚培养出18名博士，怎么就多了？一位当时在场的《人民日报》记者回忆：“他已经预感到将来我国授予的博士会非常多。”

苏步青的预感是准确的。1982年，我国共招收博士生302人；而2017年，这个数字达到83878人。还有一组对比数据也可以证明我国博士招生的“大跃进”：获得博士学位者突破1万人的规模，美国用了100年时间（1861—1961），中国仅仅用了17年时间（1981—1999）。中国教育在线网站发布的《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》（2019）写道：“从1994年开始，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呈现急剧扩大的趋势，到2015年授予博士学位总量超过66万人。从1994年至2007年间，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以年均25%左右的幅度快速增长，其后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增长速度放缓，2008年至2015年间年均增幅约4%。”

现在通行的“2008年我国超过美国，成为世界‘博士大国’”的说法，来自国务院学位办。2008年4月，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，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表示：“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.1万名博士，中国大陆是4.9万名。到2007年，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，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，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。”

至于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不认同这一说法，可能是所采信的数据来源不一致造成的。对照美国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和社会、行为与经济科学学部联合公布的《美国高校历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（1957—2014）》及我国教育部发布的历年博士研究生毕业生（即获得博士学位者）数量，在2008年这个争议节点上，美国培养了约4.8万名博士，中国则培养了约4.4万名博士，基本持平；而到了2014年，美国的数字是约5.2万，中国的数字是约5.4万，仅从数量上看，中国确实胜出了。

博士数量持续增长，是一个国际性趋势。《自然》（Nature）2011年5月发布的名为“博士工厂”（The Ph.D. Factory）的调查报告指出：“经济合作发展组织（OECD）一份研究显示，1998年至2008年科学类博士年增长率达到近40%，每年约增加3.4万人。没有迹象显示增长会放缓。大多数国家建立了高等教育系统，并认为博士毕业生人数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。”为此，报告质疑道：“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，是时候停下来了吗？”

当博士成为“博士工厂”制造的批量化产品，其成色就难以保证了。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2007年发表《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》，历数高校“大跃进”带来的一系列问题：教学质量严重下降，研究生泡沫化，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……针对研究生教育的问题，刘道玉的对策是：“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、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、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、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，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。对严重造假者，应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
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“去魅”，也不要“污名化”

1987年6月，作为北大培养的首批文学博士，陈平原拿到了博士学位。他曾在文章中记述当时的经过：“我独自一人，骑脚踏车，来到未名湖边的研究生院，取走那张属于我的博士文凭。回宿舍时，顺道买了个西瓜，放在水房里冰着，准备晚上受用。给父亲挂了个电话，说‘东西拿到了’；电话那头很激动，叮嘱下次回家时一定带给他看看。那时年轻，看不起‘博士’‘硕士’等头衔，以为关键是有无真才实学。第二天，为完成下一个研究课题，江南读书去也。”

那个时代，北大乃至其他高校都没有隆重的博士毕业典礼，更没有穿博士袍、戴博士帽、导师拨流苏等仪式。很多学者像陈平原那样，以平常心对待博士学位——“不过是取得一张从事专业研究的入场券”。

陈平原认为，自己不是特别看重博士头衔，与专业方向有关。“回首百年中国学术，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学者，大都没有博士学位——即便曾出国留学的（如陈寅恪、钱锺书等）也不例外。这一点，与经济、法律、物理、生化等专家大不相同。哲学家、史学家完全可能自学成才，法学家、数学家则很难回避严格的学院训练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也就是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、规章制度不甚健全的时候，博导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教学生——正如莫砺锋所说，“那时没有课程体系，也没有学分制，学校连规章制度还没制定，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，你就去读”。那时候培养博士生的方式，类似于传统手艺人带徒弟，一对一，一个博导带一两名学生，言传身教。甚至有四个老师带一个学生的情况：带莫砺锋的，除了导师程千帆，还有导师的三名助手——郭维森、周勋初、吴新雷，四个老师管一个，把他管得“死去活来”。而如今身为博导的莫砺锋，他要带的博士生有60多名。

那个时代的文科博导上课，就是跟学生聊天——莫砺锋、陈平原都十分怀念当时那种氛围。“（王瑶）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，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。很少预先规定题目，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，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，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。像放风筝一样，话题漫天游荡，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，随时可以收回来，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，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。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，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，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？暮色苍茫中，庭院里静悄悄的，先生讲讲停停，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，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——几年过去了，我也就算被‘熏陶’出来了。”陈平原在回忆导师王瑶时这样写道。

2013年，陈平原撰文提出“革新博士教育六建议”，其中一条建议是：改国家学位为大学学位——“像欧美国家一样，各大学对自己颁发的学位负责。经由一番激烈的竞争与淘洗，内行人很快就会明白，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值得珍惜，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白给你也不能要。”他对于博士教育的基本观点是：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“去魅”，也不要“污名化”，这只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特殊阶段，一个希望进入学界的人非做好不可的“规定动作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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